他已翱翔至闪烁“哲学”的星空——中国哲学家朱锐因病去世 |深度报道

20岁进入北大哲学系，28岁自学希腊文，留美任教近30年后归国，临终前坚持最后一课，他把哲学贯穿于自己的一生。他是中国哲人朱锐，他思考哲学的头脑于8月1日停止了运作。

但灵魂仍在探索认识自我的哲理，他眼里永远闪烁着明亮的光，充满了爱智慧的力量。

2024年8月1日星期四下午13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朱锐（RUI ZHU）教授在北京海淀医院因身患癌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他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一位古希腊文的掌握者，一位柏拉图的研究者，也是一位解惑育人者，一位探索自我哲学的思考者，而如今，他业已撑开自己翱翔的羽翼，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世间，化作星辰闪烁于哲学之星空。

在他去世的当天晚上，朱锐的一位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写下了一句柏拉图的《星》：“我的星你在望着群星。我愿意变作天空，好得千万只眼睛来望着你。(Είσαι το αστέρι μου και ο αστρονόμος μου. και εύχομαι ότι ήμουν παράδεισος, με ένα δισεκατομμύριο μάτια να σε κοιτάξω.)”柏拉图被称为“阿波罗之子”，不仅为朱锐生前所研究，其诗绝妙的意境中让人想到中国朦胧派诗人顾城笔下的《远和近》，以及那一句经典的“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四个月前，他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袒露，自己业已是一名癌症晚期患者，如今正接受化疗，每次需要服用大量止痛片才能授课。在说话期间，着急于他的医生将电话打了进来，朱锐平静地回答，“你现在正打扰我上课呢。”他不止一次讲述过苏格拉底之死，他向同学们表示，“如果我哪天倒在课堂上，大家不要为我悲伤。因为哲学家，是不恐惧死亡的。”他于罹患癌症末期的豁达、对艺术矢志不渝之追求以及在课堂上表达的生命之言，感染和震撼着无数的学生。

 

他为何不惧死亡，为何能“向死而生”，
又为何能引发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轰动与叹惋？

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文字的脚步，
回顾这位哲者思考的一生。

一、
他是谁，他来自哪里
为何走上探索哲学星空之路？

 

1968年10月，朱锐出生于中国安徽省怀宁县，八岁那年，文革结束。

在朱锐16岁时，中国“现代哲学第一人”金岳霖去世，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哲学变成当时貌似“不错的选择”，他也正值高中毕业。他学习“国学”的父亲给他的志愿表上填上了哲学的专业，在后来的采访中他表示，他自己并不清楚父亲如此选择的原因。“哲学还算是热门的专业”他说，他的父亲并不想让他入仕。

进入大学后，朱锐对哲学从略知变成了孜孜不倦般的热爱，并且深受李泽厚《美的历程》影响，李泽厚是当时很多哲学生的思想启蒙作家。“李泽厚至少在当时来说，他的那种文字和语言是非常有震撼力的，思想的深度我不敢说，但他让我就觉得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去思考。”此外，他还涉猎于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和黑格尔的《小逻辑》。“我突然间发现了读书的乐趣”，他说。他大学期间的读书精神在当时的安徽大学较为出名。在课余期间，图书馆成为朱锐不可缺少之处，他记得读的更多的是康德、黑格尔。

二十岁时，他从安徽大学哲学系毕业，那一年，第十八届世界哲学大会在英国布拉顿召开，中国首次派代表参与这一会议。大会的主题为“对人的哲学理解”，与会者认为当代哲学在对人的研究中能显示出自己的重要价值，这和朱锐的哲学思想有着巧合般的共同之处。也是这一年，他在安徽大学推荐下，进入中国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开启新的哲学生活。

在北大期间，朱锐师从分析哲学家陈启伟先生。陈启伟1952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60年获得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此后在北京大学担任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并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他是中国西方哲学的研究专家，并著有《希腊人原初的哲学概念及尔后的理智主义化》等作品，认为希腊拥有一种爱智慧的非主知论的理性主义概念。陈启伟对朱锐采取“一对一”的教学模式，朱锐后来回忆，他是其一辈子所敬仰的做学问、做人的范式。

他在北大的专业课以分析哲学为主，学习的方向更多为西方的哲学家罗素和弗雷格，而后来，又日益从维特根斯坦到奎因再到戴维森，“那个时候就从哲学史的研究慢慢转向了当代哲学思潮的研究”，但弗雷格一直是研究的重点。1989年，他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了关于弗雷格的文章，讲述意义的双重性。同年，中国北京发生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受到事件以及国际形势变动的影响，他公派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的行程在临行前几天受“不可抗力”因素取消，后来他又有了美国留学的打算。

朱锐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美国哲学家戴维森的纲领研究。当时他写了中英文两个版本，并将英文版本寄给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戴维森，并获得了戴维森的研究生项目的邀请，不过他因故未去。1992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一年，朱锐决定从北大前往美国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攻读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师从著名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家Radu Bogdan。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德克萨斯州立大学（Texas State University）哲学系，此后在美国执教将近三十年，他许多关于“自我的哲学”思考逐渐深远。

二、
他为何学习希腊文
同柏拉图哲学有何不解之缘？

 

“我自称自己是philhellene（爱好希腊者）, 希腊文化的热爱者，特别是对柏拉图”，这是他在一场关于古希腊哲学研讨会上的第一段话。

朱锐在28岁开始自学希腊文，此时他已经为研读柏拉图著作而深夜不眠，并希望能用原文来“读懂”柏拉图。朱锐曾经说过，他很少回去看牙医，有一次牙痛看医生，听到一些似乎都是很难的医学术语，里边充满希腊语或者拉丁语。然而他表示，他们讲的医学术语我懂，当时就意识到自然科学的术语原来都是从希腊语来的，“这就给了我信心”。学习之后，既然没有语言障碍，那就简单了。“我就开始去学人脑解剖学。很多人认为解剖学难，主要是因为词汇难记。这方面我没有那样的问题。”

他认为，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在当时非常好的科学家。“柏拉图是个数学家，几何学家；他用几何学的方式去思考宇宙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自然科学家。这种结合科学的古典思维方式，给了我一个指引。”在朱锐的早期学术生涯里，柏拉图一直是从不缺少的话题与研究方向，“我以写柏拉图来维生”。

在此期间，他最为集中的研究邻域是柏拉图的心灵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灵魂说”与“技术理论”。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MIND（理智、精神、意志），在朱锐的观点里，古希腊人的灵魂就是psyche（心智、心灵、心理），只是在后期的英语中把它进行了略异的翻译。“古希腊人认为灵魂是一种气，它就是一种让物质材料开始动起来的形式，是动的原则。英语所谓的“the principle of animation” ; 如果这个物质被加上这种类似气的原理，或用亚里斯多德言为形式，它就会变成生命。所以在此意义而言，当他们讲灵魂之时，讲的是一种动的原则，这和现在的心灵是行动的原则这个说法非常接近。”

站在概念分析里，朱锐认可灵魂跟心灵存在有一定的区别，比如从笛卡尔开始MIND就是一个实体，但是对于意义上的希腊灵魂而言，它是有气，一种物质性的实体，同中国早期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不是在笛卡尔意义上的那种MIND。“可以这么说，我说的只是朴素古希腊人的观点，但是在柏拉图那儿他又不讲气了，更多的是讲记忆、认知，甚至一种抽象的数学能力，更接近于笛卡尔二元论（世界的本原是意识和物质两个实体，其中众多学者认为柏拉图是此论的提出者）的东西了。”

对于研究柏拉图本身而言，朱锐生前对“三分说”（柏拉图将人分成：理智、情感、欲望三部分）拥有辩证性思考。“三分说在柏拉图学界争论很大，一般观点认为三分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是按照简单三分说来说明问题，因为这样可以绕开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三分说就是说理智这东西是人所独有的，一种涉及到抽象推理原则性的东西;而appetite（欲望） 或者passion（爱恋、情欲），或多或少是跟动物所共有的一种能力，或者是之间的混合体。”

在此期间，发表关于柏拉图的文章，成为了他留美早年的精神之要。“在美国拿到终身（编制），你必须得发文章，而且在一流杂志发文章。但是我不想在心灵哲学方面发文章，因为我对发概念分析的文章没兴趣。所以我发柏拉图的文章，尽管我不是搞柏拉图的。我很多的文章都写的柏拉图，维持我对神经哲学的研究。”不过他表示当时找工作很幸运，一毕业就拿到终身制工作。“但我不愿意去按照传统的这种概念分析，去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那我是绝对不愿意的。”所以关于柏拉图的研究在他那段时间，成为物质与精神之共需。

柏拉图的心灵哲学虽然背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也无法离开人这一本质，而朱锐对这种柏拉图心灵哲学下人的认识与思考有着自身的独特见解。

我们可以看见古希腊人像我们一样，它们用不同的概念框架，不同理论建构来那个描述人、试图抓住人之为人，想知道人的能力到底是什么；人之为人，本质特征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心灵哲学的基本任务。

三、
何以从心灵学至神经学
旅美期间有何哲学研究思考？

 

在受聘于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Texas State University）后不久，2002年，朱锐加盟美国森林湖学院（Lake Forest College）哲学系与神经学系，并于2016年获聘终身教授。在过去，神经科学可以是哲学研究者们的一个研究选择，但大部分人并不会有兴趣于这类方向。“但是现在如果你做心灵哲学却想完全绕开神经科学，那估计就有点困难。”朱锐生前表示。

在九十年代初朱锐学习心灵哲学之时，神经科学虽然已经非常发达，但是与心灵科学等学科之间并没有如今如此紧密的联系。朱锐曾经表示，那时候相互交叉的主要是心灵哲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包括AI）。但他认为，哲学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受传统束缚的一种理性讨论，它像一条河流，而思想家可以比喻成河流中的石头，承载着思想家那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而我们可以跨着这个石头去过河”。

在他生前的视角里，神经科学、心理学、心灵哲学是一种正在发生的进程，多年以后，它仍然应该是一个具有随机性的动性沟通。“今天是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或心理学沟通，明天神经科学就可能变成次要的，或许社会学和人类学就会成为一个主要角色。这种变化是根据理性本身的一种内在的动力，哲学问题的内在要求需要某种回答，恰恰在某个时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学科刚好可以提供这种答案，这时它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而对于神经哲学本身而言，他提出了“神经哲学是一个重要的理解人的方式”。他觉得人很难离开神经科学谈认知。“当然神经科学本身也是有很多缺陷，不是万能的东西，但是你必须得了解它。”他在此期间日益受到了潘克塞普、勒杜、泽基（zeki）和达马西奥等神经学家的影响，并从神经哲学朝向艺术般的神经美学方向思考。

在生前接受的采访中，朱锐具体透露了转变的两个方面原因：

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功能主义的相对弱化和对结构的关注。所谓功能主义，就是认为心灵和智能这些存在都是功能，而功能是可以多重实现的，承载功能的物质结构就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你没有必要研究人脑是什么样的。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脑的诸多功能，包括情感、思维等等都离不开人脑的物质特征，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对人脑结构性的研究。

另外一个方面是，神经科学主要借助于很多物理学的成像技术，从物理实验室走向心理和神经科学的实验室，让人们直接通过各种前沿的成像技术、统计分析去观察人脑活动，发展得非常快，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无论你做MIND，做认知，做心理，都要关注神经科学。现在美国很多主流大学里做认知方向的，往往一部分是心理学系的，一部分是神经学系的，一部分是哲学系的。也就是说现在这种学科的分配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没有很大意义，而传统概念分析和人工智能模型对理解生命认知就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了。

四、
自身有何文学之建树
如何思考中西哲学中的文艺？

 

上个世纪末还在中国时，他就在80年代的新诗浪潮下写过诗。

但朱锐没有选择将他们编成一个合集，他觉得他的中文诗不好，很糟糕。他生前曾说，诗歌是非常伟大的东西，喜欢诗歌，但是你不能让诗人去承担思想的重负。“有人说什么是好的诗歌？我觉得好的诗歌是一种神秘性，一种本真的体验。说得大一点，就是人跟未知世界的一种联络。一种被动的联络。”那是一种一闪而过的瞬间灵感，是一种处在天地之间的感觉。诗歌就像我们晚上累了以后，去外面看看星空。看星空的那种行为就是一首诗歌。我们把自己生活的体验通过一种毫无准备、毫无造作的方式去写下来，即使文字比较粗糙，也可以算是诗歌。“诗歌的忌讳就是你想写诗歌，有计划，有思考。”

他认为诗歌是分享诗人自己的秘密，带有作者内心的自我感受，捕捉到的是人生命之中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东西。“但是由于你对文化的理解，用李泽厚（长期定居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者，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的话说就是由于文化的积淀，你本身就是个文化的盛器，所以你用这个本身像过滤器一样的东西，通过你这个文化积淀，过滤出非常隐秘东西的同时，实际上又带有一种深刻的文化共性。”

朱锐喜欢古代的李商隐，现当代的有戴望舒、徐志摩、海子等。不过他也说过，“海子的东西喜欢也不喜欢，海子是我老乡”。

 

2017年，他在美国任教期间，有朋友给他推荐了余秀华的诗，那时由余秀华作品改编的电影《摇摇晃晃的人生》在院线热映，并入选当年《纽约时报》11位“强大的女性”。朱锐觉得她很狂野，很有个性，写出来的东西是一种血淋淋的个人经验，颇具冲击力。“没有冲击力就不是诗，写诗不是请客吃饭。”他喜欢余秀华的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余秀华可能驯服不了她的生活，受过伤，但她诗歌的力量是足够了。

而从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思考，“像徐志摩的诗大家都喜欢，因为他是精致，而且自然，又有某种力量。尽管不是狂野，但也是有力量的。”他认为李商隐的诗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狂野，有时甚至是黄色的，但是又非常精致。例如讽刺唐国君李隆基骄奢淫逸的《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对于外国文学而言，实际上，很多朱锐喜欢的诗歌，是通过英文或其他的翻译，他并没有读过原文。“我比较喜欢俄国的诗、伊朗、黎巴嫩的诗、再就是古希腊的。他们的诗似乎可以跟中国的诗歌相媲美。尽管我相信诗歌是不可翻译的，但通过翻译，我觉得已经可以窥视到伊朗和黎巴嫩诗歌的美。”“我的经历实际上非常特别，一开始从不读书，后来又疯狂地读书”，他在生前曾经自嘲道。

他喜欢国外的诗，喜欢荷马、古希腊的戏剧。但他不喜欢莎士比亚，觉得莎士比亚的诗歌是文字游戏，非常精致的呈辞滥调，他生前曾经谈到，“莎士比亚的英文诗，实际上就是文人诗，一种炫技。”不过，对于美国诗人威斯坦·休·奥登，这一位美国新一代左翼知识青年领袖，也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奥登我读的不多，但觉得他的诗读起来像哲学、像格言一样，不喜欢。”

五、
为何飘洋过海归国
他在国内又有何新的思考？

 

2018年年底，朱悦在美国漂泊了将近30年后，选择了重返中国。同时，加入深圳大学哲学系担任特聘教授，此后一直留在国内开展自己的哲学之路。

带着他的哲学梦返回中国，他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国内的哲学环境从某种意义上很让人羡慕，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大众对哲学生活存在自己的见解与志趣，而这可能表现成民哲，也可能是对纯粹学术的哲学感兴趣。他觉得无论如何，即使是对民哲感兴趣，人们还是愿意去思考一些抽象的，甚至是心灵鸡汤式的问题，这是由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决定的。与中国相比，“在一个纯商业社会的美国，这是很难做到的，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肯定是电影明星，是不可能出现学术内容的。”

“国内的哲学系都非常大，学生相对也比较多，好处在于资源会很多，如果资源用得好，就能做很多有意义的事。”

不过在谈到中国大陆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现状时，他认为缺乏一种思考性研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大陆的哲学研究，特别是做西方哲学的方向还是比较偏重于哲学史，这并不是当代西方哲学偏好的方向。如果我们太偏重历史，就可能把思想看作思想家的思想，视作圣经，或许没有完全体会到古希腊理性精神。国内的西方哲学可以将哲学史和哲学文本视作基础性的工作，比如本科生或者最多是硕士生来做文本分析，而更深入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文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哲学在西方是一个非常难的学科，因为你不仅要知道康德说过什么，你还要知道他可能说错了什么。”

但在一年多后，新冠疫情的到来影响了居于中国的社会各界，包括朱锐，他的研究亦受到很多影响，原本期望开展的线下哲学学术活动被迫取消。他的学术计划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变动，2020年8月，朱锐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担任起“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他在采访中提到，他希望开设神经美学，视觉神经学，“吸引学生去了解这种看起来好像非常难的学科”。

同时他谈到，他擅长于个人研究比较偏重神经学的情感和理智，比如研究人脑的决策机制，人脑的robust（鲁棒性），恐惧神经学，快乐神经学，这些都可以开。最后愿意开一般的分析哲学，或者神经哲学的入门课，也可以开柏拉图研究。

作为一个学生应该深入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我是谁，人生的意义，有没有自由意志，道德的形而上学起源等等。我的观点比较古典主义，古希腊罗马都认为哲学是一种理疗（therapy），当你的灵魂出了问题，你就去学哲学，所以哲学在古代会帮你解决一些生活的实际问题。

遗憾的是，这些课程在后续的设立中并没有能够为他如愿的所有实现，此时，他的生命传来危鸣，身体危机接踵而至，不过，这一开始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但故事也并没有结束。

六、
他在硕博生前如何表现
如何在癌症前开展教学启迪？

 

2021年，正值疫情期间，他正式面向人大的研究生讲课。

他的课程包罗万象，既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这样的古典哲学家与古典哲学，也讲元宇宙、人工智能等近些年才兴起的话题，他有时会中英文同时授课。上他课程的学生表示，他不爱灌输知识，他的课堂通常是对话式的，他总是提问，要和学生对谈，聊天的氛围会贯穿一整节课。

朱锐所授的课程有一节名为《认知科学与哲学通识讲堂》，是一门合作课，由他和哲学院副教授刘畅合上。“这课学院里已经上了很多年，我们都希望不去重复之前的内容，要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他的同事刘畅表示，两人也是从那时起相识。他们会约着吃午饭，并商量晚上的讲课内容，下午则分头制作讲课所用的幻灯片。

同学们说道，他成天顶个爆炸头，戴副圆眼镜，打扮考究，像个“疯狂科学家”。根据同学们的回忆，有一次，学院里的同事们一块外出骑行，朱锐说自己很热爱运动，但旋即又强调，他喜欢独自运动。他说自己常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去野外徒步，从白天走到黑夜，边走边梳理、记录自己的想法。对同事和学生来说，朱锐是保有一定神秘感的。他不爱社交，很少参与学术以外的公共活动。

有同学去过他的办公室，里面陈设简单，没有放书。他用手机看书，随时随地看，有时坐着地铁就能把一篇论文看完，回应彭伦的提问。学生们知道他独自租住在东北四环的一个小区里，但没人知道具体是哪门哪户。他曾经shu说过，他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客厅采光不太好，但收拾得干净整洁。，在北京秋天阳光热烈的时候，他的书房和卧室会变得温暖。也曾有一次，他向他们发出邀请，有机会可以去他家里聚餐。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机会没有来临，也再也不会来临。

有同学向记者表示，在很久前的一次师生聚餐上，朱锐提到，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爬野山，走那些无人走过的路。他在深圳期间曾于山里迷路，单枪匹马被困了大半天，最后通过分辨水声，找到水源才得以循水下山。这样的经历，在独身野外徒步时，并不唯一，他似乎早就习惯与恐惧共生。这或许来源于他的人生经验，也或许伴随了他的一生。

有一次他在课上说，做人要放开手脚地做事，“不要做基于恐惧的选择。”这是他总结自身得出的结论：他的人生是跳跃的，从安徽大学，到北京大学，从中国到美国，又回到中国。他的研究领域也是多变的，从语言哲学到心灵哲学、古希腊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后来又转向人脑和神经科学研究。他活得很“轻”，很少瞻前顾后。

2022年8月底，他在医院确诊癌症。

秋季刚开学，他带领的硕博生们就被叫到一个咖啡馆里，朱锐在那里以极平静的、甚至略诙谐的口吻说，“自己刚被诊断出直肠癌晚期，要经过几期化疗，医生说五年内的生存率大约在10%。”“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觉得自己可以扛过去。他并不害怕，也希望我们不要害怕。他说做哲学的人是不害怕这些东西的。”说这些的时候，朱锐面色很好，体魄也看着健康，发型、衣着仍是精心打扮过的，“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之后，朱锐短暂的离开了人大校园并进行辗转治疗，但不定期的组会和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他依旧坚持在线上组织进行。在会上，他会询问学生的学业进度，为同学解疑答惑，与学生共读一些书籍，完整地履行其作为硕博生导师的责任。而在这一段时间里，师生间极少聊起病情，即使同学们也期盼能得到他病情好转的讯息，他们很关心朱悦的身体情况。

他的朋友，作家藏策同时也接到了电话，朱锐说，想在北京找一个好点的外科医生——肿瘤在直肠，如果手术后肛门保不住，变成粪瘘，得挂个瓶子，“他说这样生活就没意义了，也就不想治了。”手术前先要放疗，56岁的朱锐提前住进医院。在那段生病的时间里，他对野外有过自己的感悟，“我们的大脑是百万年进化而来的。它在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应对在野外的情况。你们能找到，这张照片里的路在哪里吗？”

七、
重归工作，经历了什么
如何在癌症与哲学生活中得出思考？

 

2023年秋天，他和同事刘畅一起坐高铁，去武汉参加学术会议，穿了件卡其色外套，运动裤，一双八孔登山靴。那时化疗还没开始，但由于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他的肤色从白净变得暗黄——在朱锐的审美里，穿搭要配合肤色，卡其色因此变成了他多数时间的选择。

在高铁上，一落座两人开始了闲聊，刘畅问朱锐，“我看参会提交的题目，你是要讨论’镜子’，这个看起来很有意思。”火车驶向江汉平原的途中，朱锐打开了话匣子——“人在什么时候会照镜子？”“当人面向未来的时候？”刘畅认为，人往往在出门前、正衣冠时，才会想到镜子。“我们关心未来，所以才需要知道自己是什么，关心对自己的清晰认识。”朱锐觉得镜像是一种回望，有着不可承受的沉重。在古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想把爱人从地狱带回人间时，也不可避免地回望了她，导致爱人坠入深渊。

也在这段时间，朱锐的本科生课堂开课，他久违的回归了课堂。他的学生说，只要课表不冲突，硕博生们都会到场旁听。而他的同事刘畅，也几乎一节不落地来了——这是未经商量的共同选择——同事们、学生们，“都想不到做什么能够帮助和支持朱老师。”那么至少要在场。

他开课的第一学期，上的是《西方哲学原典》。在挤满了人的课堂上，朱锐自定主题，围绕古希腊悲剧和现代电影，讲述了恐惧的几种形式：《俄狄浦斯王》，描写人对命运的恐惧;《现代启示录》，描写人对非理性社会的恐惧;他还多次提到尼采所论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指向文明冲突之间的恐惧……也是在这学期的课上，他向更多的学生，反复提起自己已对硕博生们说的话：“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此外，他还用苏格拉底的话语举证，哲学就是练习死亡，“哲学告诉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他的重返课堂，与之前的大量教案相比已经有了许多的不同，他常常只准备了一张图片，他会选择将自己的话一口气讲完。同事刘畅也旁听了这些课，“生病以后，朱锐的讲课是完全落地的、结合其生命体验的，他对恐惧、死亡、疾病的思考都是切身的。”他曾经在去上课的路上看见过一只跛脚的小狗，“它一瘸一拐的，但是快乐地奔跑在街上。我们作为人而生活，遇到这种困难，是不是也有可能这么快乐地去活？”那节课，他讲的是克里普克和普特南，两位美国当代哲学家。

那个秋天，他做了一个以“时间的鳄鱼之眼”为题的演讲，试图解答自己认为的时间悖论，这是他生病前就在研究的问题。在讲座中，他引用了黑泽明的电影《生之欲》：公务员渡边突然得知自己患有胃癌，医生告诉他，生命进入仅剩一年的倒计时，渡边本想及时行乐，却发现花钱如流水，借酒消愁，都无法回答“人生意义何为”，以至最后选择回归填平了社区里的一条臭水沟——就这一件小事身上。

关于这部电影，西方评论界对这部电影有一种普遍的解释，认为渡边选择了向死而在，达到人生的自由，人格的实现。但是，朱锐不赞同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细想是没有道理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批判，认为存在主义所提倡的向死而生，不过是一种理智的游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死而生。

今年春天，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的花开了，他的学生拍下来给他发过去几张。师门聚餐合影，学生们也发过去，朱锐一般都会回复。但每次发微信关心“身体怎么样了”，他却又总是沉默。同学们表示，他们起初不理解，这种沉默遇得多了，才慢慢想通，朱老师不想回答，也没法回答。

八、
哲人为何不惧死亡
病后为何坚持留在课堂？

 

2024年3月，他再一次将自己的病情在课堂上公布，他已经到达癌症晚期。他的面部已经显得苍白，在课上讲话的途中不时会闭眼和皱眉，但他依旧在享受着身为哲学者的姿态，一种不惧死亡的自我态度，“如果我哪天倒在课堂上，大家不要为我悲伤，因为哲学家，是不恐惧死亡的。”

那段时间，他需要时常接受化疗，并服用大量的止痛片。有时赶来学校，手上还戴着医院住院部给病人佩戴的手环。如果被治疗耽误了上课，他会安排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帮忙开场。说是迟到半小时，却在10分钟左右就悄悄溜进来，坐在下面旁听一会儿。他已经不同于以前汗津津地徒步入场，顶着那一头爆炸卷毛，化疗后开始脱发，爆炸头消失了。手上时常有针管的痕迹，为了不吓到学生，他在暖春里戴着毛线兜帽和手套来上课。

他给学生们播放《杀死一只知更鸟》，一部由作家哈帕·李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美国电影。梅科姆镇的街道古老又破败，空空荡荡，这里的小孩子都相信幽灵和鬼怪之说，对挖掘这样的轶事乐此不疲——朱锐讲到，儿童的恐惧既是真实的，也是快乐的，他们在恐惧中探索着未知的世界；成年人的恐惧却不同，他们把自己的偏见和无知，投射在“他者”身上——梅科姆镇的居民恐惧着黑人的存在。

朱锐讲起了艺术与人脑，在课上对比洛维斯·科林斯的两幅自画像，分别画于他中风前后。他觉得，病后的自画像更动人，“他画的就只是身体，是身体原来的状态，不是符号的状态。”他谈论尼采，“尼采一辈子受胃病的困扰，对他来说，最好的哲学、最大的自由，莫过于有一个强健的胃。”他用自己佐证，“我原来不知道我的肝在哪儿，直到我的癌症转移到肝部位……我生病以后，一下子惊呆了，原来我们的身体是那样的!”

有一天，他在课堂上接起了医生的电话，医生想同他商量治疗的事，他平静的回答：“你打扰到我上课了。”再后来，他选择彻底地放弃了治疗。“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化疗停止了。当然，这不是说我痊愈了，是因为治不好，干脆就不治了。这下我就能不迟到，每周都来给你们上课了。”

“‘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人们确实可以这样做，也非常有意义，但那不是真正的向死而在。真正的向死而在，是你知道在很短的时间，一个我们可知的时间维度之内，我马上就要死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必然性，是你的身体要离你而去的必然性，是阿尔托残酷戏剧意义上的一种残酷。”他疲惫地在课堂上袒露了他内心的呼声，后来，他因身体原因住院观察，这句话被永远地留在课堂上，他的课堂挤满了前来听课和旁听的学生，他的话在中国社交平台上不断回响。

他引发了所有人对自我的思考，思考生命与思想的意义，去重新认识自我。正如同人们想起的，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一句苏格拉底名言：“认识你自己（ΓΝΩΘΙ ΣΑΥΤΟΝ）。”

他希望学生能从他身上汲取一些灵感或者能量，认识到自我，培养一生的志趣，勇敢地追逐梦和远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人随时随地都应发光发热，这是我一直保持的人生态度。”在上课结束后，朱锐拿起了他的手杖，在学生的搀扶下缓缓走出教学楼，身影消失于北京灯火通明的夜色中。

九、
走在人生边上，要赴何方
如何在认识自我中“向死而生”？

 

2024年6月，他站在了最后一节课堂上，他56岁。

朱锐对着所有的同学说，最后一节课，不要讲太沉重的东西。于是，他从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谈起，并提出了两样永远震撼人心的东西，“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的浩瀚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道德。”继而讲到庄子的小大之辩，讲到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的演讲，讲到旅行者1号离开太阳系时，为地球拍下的照片——距离60余亿公里外，地球是一个浅蓝色的点，渺小、遥远，“像尘埃。”

医生说，他只剩下个把月的时间了，他感谢了同学们的付出。后来，同学们再次见到他时，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谈“内卷”与“躺平”，认为在人口与资源之外，内卷或许也源于“欲望的单一化”。他鼓励大家把欲望与事物的真正价值相连接，实现欲望的多元化。他以视频的方式，为毕业生们留下寄语，也成为了遗言：

无论你以后发现自己在哪里，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是在中心还是在边缘，是高还是低，是大还是小，是“抟扶摇直上九万里，先图南后适南冥”，还是“振飞不过数仞而落地，翱翔蓬蒿之间，尽显彼且奚适也”的风流或怡然自得，你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并且凭借你的善良、智慧和“人大人”该有的坚韧不拔，使那片天空因为你而灿烂，因为你而闪烁。

他因为腹水严重，进入医院住院治疗，同学们想去医院探望他，可是没能去成。后来，他转移到了安宁病房。

他的同事们先去探望，这包括了曾经的搭档同事刘畅。在病房里，朱锐告诉刘畅，虽然必然还有一些遗憾，但自己现在是“双赢”，“要是明天他就走了，他赢了，因为他尽早地结束了痛苦。要是明天他还活着，他也赢了，因为他又好好地多活了一天。哪一种结果他都能接受，他已经是生命的赢家。”同学们带着两样礼物去看望朱锐：一个软和的靠枕，一盆硕大的、橙红色的蝴蝶兰。朱锐的姐姐和一位护工陪伴着他。他已无法进食，靠输液维持生命，瘦到了皮包骨的程度。一见面，他先表示抱歉，又说，虽然他的身体成了这个样子，“但是其他地方都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化。”

参与这一次探视的同学表示，“他让我们不要害怕挫折。不要太在意时间上的早和晚，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要为大我做贡献，要保持善良的心，如果下定决心做学问，一定要培养坚强的意志。”他们谈论了40分钟，聊了关于生活与未来的内容，以及少许的学习话题，“那可是一场托孤式谈话”，他们说。

先前，两个主治大夫告诉朱锐，他再不回美国，就回不去了。朱锐的孩子们都在美国生活，而他生命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在4月份时，他给自己“是否回美国”提了一个限定条件。“孩子他们今天早上还问我，可不可以买机票来看我，我说再等等。看医生告诉我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活，如果我快要死了，他们就没必要过来看我。”而后，他没有回到美国。后来，他已无法进食，仅能靠输液维持生命，并且瘦到了皮包骨的程度。和同学们一见面的时候，他先表示抱歉，又说，虽然他的身体成了这个样子，“但是其他地方都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化。”

在一堂课上，他揭示了个人的生命与宇宙之类的普遍原则间有一种辩证关系，“不管普遍原则多么浩大，它总有小的一面，私人的一面。”他强调个人生命的体验，“要相信你自己的渺小，但不要感到卑微。”人就如同浩瀚宇宙中的一颗繁星，而他就在属于自己的天空闪烁。他在疾病前的豁达，在人生途中的思索，在课堂上生命力的表现，成为其一生的写照。

在病床上接受采访时，他说他想把恩培多克勒的诗，用古希腊语吟诵给你们听。ἤδη γάρ ποτ’ ἐγὼ γενόμην κοῦρός τε κόρη τεθάμνος τ’ οἰωνός τε καὶ ἔξαλος ἔλλοπος ἰχθύς.（曾经，我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灌木丛，一只鸟，和一只跳出海面的、沉默的鱼。）

2024年8月1日13时15分，
朱锐翱翔至闪烁哲学的星空，结束了自己思考的一生。

 

author by Ganjiguang